银易配资元白的唱和之间，诗歌不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承载历史_阳城_元稹诗_贤臣

和答诗十首银易配资。和阳城驿

白居易

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

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阳道州，名姓同于斯。

怜君一寸心，宠辱誓不移。疾恶若巷伯，好贤如缁衣。

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为。改为避贤驿，大署于门楣。

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辞。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

因题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诗成寄与我，锵若金和丝。

上言阳公行，友悌无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离。

次言阳公迹，夏邑始栖迟。乡人化其风，少长皆孝慈。

次言阳公道，终日对酒卮。兄弟笑相顾，醉貌红怡怡。

次言阳公节，謇謇居谏司。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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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

一一皆实录，事事无孑遗。凡是为善者，闻之恻然悲。

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

愿以君子文银易配资，告彼大乐师。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

天子闻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谏从如流，佞臣恶如疵。

宰相闻此章，政柄端正持。进贤不知倦，去邪勿复疑。

宪臣闻此章，不敢怀依违。谏官闻此章，不忍纵诡随。

然后告史氏，旧史有前规。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

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辞。但于国史上，全录元稹诗。

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是中唐 “新乐府运动” 中 “以诗载道” 的典范之作。这首诗以元稹《阳城驿》为唱和对象，通过追溯唐代贤臣阳城的生平事迹，既表达对忠臣的追怀，更寄托对时政的规谏，展现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的创作理念。全诗以纪实为骨、忠义为魂，在唱和之间完成了一次对 “贤臣精神” 的接力传承。

一、诗歌解析：以诗为史，层层递进的忠义叙事

（一）起：驿名触发的追怀

诗开篇以场景切入：“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 点出元稹被贬江陵途中，路过商山阳城驿时，因驿名与唐代贤臣阳城同名而触动情怀，潸然泪下。这一细节既是对元稹原作情感的呼应，更以 “涕欲垂” 的具象动作，奠定全诗 “追怀贤臣” 的基调。

紧接着 “何故阳道州，名姓同于斯？” 以设问引出核心人物 —— 阳城。阳城曾被贬为道州刺史，故尊称 “阳道州”，而驿名与贤臣同名，自然引发对其生平的追忆。这一起笔看似平淡，实则暗藏巧思：以 “驿名” 为纽带，将元稹的个人感慨与阳城的历史功绩联结，让诗歌从个人情感升华为对群体精神的回望。

（二）承：阳城品格的多维刻画

白居易在诗中以元稹原作内容为纲，分维度展现阳城的品格，每一层都紧扣 “忠义” 二字：

“怜君一寸心，宠辱誓不移。疾恶若巷伯，好贤如缁衣” 总写阳城的核心品格：“宠辱不移” 的坚守、“疾恶如巷伯”（《诗经・巷伯》讽刺谗臣，喻指阳城痛恨奸邪）的刚直、“好贤如缁衣”（《诗经・缁衣》赞美好贤，喻指阳城爱惜贤才）的胸襟。这十字定评，为后文的具体叙事立起精神坐标。 “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为。改为避贤驿，大署于门楣” 插入元稹因敬重阳城而改驿名的细节：元稹见驿名与贤臣同，不忍直呼其名，遂改 “阳城驿” 为 “避贤驿”，并大字题写于门楣。这一行为既是对阳城的致敬，更暗含 “避贤名而存贤意” 的深意。 “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辞。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 以典故佐证改驿名的合理性：西晋羊祜治荆州有德政，百姓因爱戴而避其名，将 “户曹” 改为 “辞曹”。白居易以 “羊祜典故” 类比元稹改驿名，既显元稹行为的历史渊源，更突出阳城与羊祜一脉相承的 “贤臣” 特质 —— 百姓与士人对贤臣的敬重，从来都是跨越时空的。

（三）转：阳城事迹的全景实录

诗的核心部分，白居易以 “次言” 为脉络，分四段实录阳城生平，每一段都是对 “贤臣精神” 的具体诠释：

“上言阳公行，友悌无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离” 写阳城的 “私德”：兄弟友爱无人能及，与骨肉同睡共寝，至死不离不弃。这一细节展现贤臣 “修身齐家” 的底色 —— 私德不修者，难成公德。 “次言阳公迹，夏邑始栖迟。乡人化其风，少长皆孝慈” 写阳城的 “教化之功”：早年在夏邑隐居时，以自身品行感化乡人，使当地老少都崇尚孝慈。这体现儒家 “修身立德以化人” 的理想，贤臣的影响力始于个人而达于社群。 “次言阳公道，终日对酒卮。兄弟笑相顾，醉貌红怡怡” 写阳城的 “生活之态”：即便身居高位，仍保持与兄弟饮酒怡然的真性情，醉后笑容和悦。这一 “醉貌红怡怡” 的画面，打破 “贤臣必严肃” 的刻板印象，展现其 “外刚内和” 的真性情。 “次言阳公节，謇謇居谏司。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 写阳城的 “政治气节”：在谏官任上正直敢言（“謇謇” 即正直），立誓铲除国家蛀虫（奸佞），不惜冒死触犯皇帝威严。这是阳城最核心的 “贤臣特质”—— 以生命捍卫正义，以直谏守护家国。 “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 写阳城的结局：因直谏被贬至偏远的道州，终因当地湿热瘴气病逝，未能生还。这一悲剧性结局让 “贤臣” 形象更显悲壮，也暗含对朝廷不珍惜贤臣的隐晦批评。

白居易强调 “一一皆实录，事事无孑遗”，表明这些事迹并非虚构，而是元稹原作中 “言直文甚奇” 的真实记载。这种 “实录精神” 让诗歌兼具史料价值与情感力量，“凡是为善者，闻之恻然悲”—— 善良之人读到此，无不为阳城的忠义与命运而悲叹。

（四）合：以诗传义的规谏与期许

诗的结尾，白居易将情感从 “追怀” 转向 “寄望”，赋予诗歌现实意义：

“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 阳城已逝，往事不可追，但每个时代都应有这样的贤臣，后世之人更应思考如何传承其精神。这一转折让诗歌跳出 “怀古” 的局限，指向对 “来者” 的召唤。 “愿以君子文，告彼大乐师。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 希望将元稹的诗（“君子文”）收录于雅乐，奏于皇宫（“白玉墀”），让天子听闻。这是明确的 “规谏” 意图 —— 以诗歌为媒介，让贤臣精神影响最高统治者。 “天子闻此章…… 去邪勿复疑” 层层递进写诗歌的教化作用：天子听闻则 “直谏从如流，佞臣恶如疵”；宰相听闻则 “政柄端正持，进贤不知倦”；宪臣、谏官听闻则 “不敢怀依违，不忍纵诡随”。这既是理想的政治图景，更是对当朝官员的委婉劝诫。 “然后告史氏…… 全录元稹诗” 最终建议史官修史时，不必铺陈世家、耗费文辞，只需全文收录元稹的《阳城驿》诗。这一建议将 “诗歌” 提升至 “史笔” 的高度，认为好的诗歌足以承载历史记忆与精神传承，比史书的抽象记载更具感染力。

二、和诗故事：元白唱和中的贤臣精神传承

（一）背景：阳城其人 —— 唐代贤臣的标杆

阳城（736—805），字亢宗，唐代著名谏臣。他早年隐居夏邑，以孝友闻名；德宗时被荐为谏议大夫，在职期间以直谏著称：曾冒死上疏反对德宗任用奸佞裴延龄，甚至约同列谏官 “伏阁固争”，声震朝野；后因触怒皇帝，被贬为道州刺史，在任期间清廉自守，深得民心，最终病逝于任上。阳城的 “忠义”“直谏”“爱民”，使其成为中唐士大夫心中的贤臣标杆。

（二）缘起：元稹《阳城驿》的触发

元和五年（810 年），元稹因弹劾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途中路过商山阳城驿，见驿名与贤臣阳城相同，触景生情，写下《阳城驿》一诗。诗中详细叙述阳城生平，赞扬其 “抗节不低头” 的品格，感叹其 “孤魂抱深冤” 的命运，并因敬重阳城而将驿名改为 “避贤驿”。元稹的诗 “言直文甚奇”，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贤臣精神的呼唤。

元稹将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读后感慨万千，遂作《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回应。这次唱和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两位诗人以诗歌为载体，共同完成对 “贤臣精神” 的致敬与传承。

（三）深意：元白唱和的政治与文学诉求

元白二人此次唱和，蕴含双重意义：

政治层面：借追怀阳城，隐晦批评当朝的 “佞臣当道、直谏难行”。中唐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正直官员多遭贬谪，元白自身也屡受打压。他们通过歌颂阳城的 “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实则是在呼唤朝堂重归 “进贤去邪” 的清明政治，表达对 “直谏精神” 的坚守。文学层面：践行 “新乐府运动” 的创作理念。元白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应反映现实、干预时政。《阳城驿》及其和诗，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纪实为手法，以规谏为目的，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 —— 让诗歌成为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的工具。

三、价值：诗歌中的贤臣精神与文化传承

白居易的《和阳城驿》不仅是一首优秀的唱和诗，更承载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史料价值：诗中对阳城生平的记载，与《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阳城传相互印证，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如兄弟友爱、隐居教化等），为研究阳城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精神价值：通过对阳城 “宠辱不移”“决死犯天威” 等品格的歌颂，凝练出 “贤臣精神” 的核心内涵 —— 坚守正义、直谏敢言、爱民如子。这种精神超越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士大夫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价值：全诗以 “叙事” 为骨，以 “情感” 为肉，以 “用典” 为脉，层层递进，将纪实性与抒情性完美融合。尤其是结尾 “全录元稹诗” 的建议，打破了 “诗” 与 “史” 的界限，彰显了诗歌 “传史、载道” 的功能。

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以元稹原作为起点，以阳城事迹为核心，以规谏时政为归宿银易配资，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 “贤臣精神” 接力。在元白的唱和之间，诗歌不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承载历史记忆、传递政治理想、凝聚文化精神的载体。正如诗中所言 “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这种对忠义的追怀、对贤臣的呼唤，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动人的旋律。

发布于：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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